• 第27期《字花》工人文學獎特輯啟首語


    文:高俊傑

    1984年,社會主義中國早已開始「走資」,但「工人的祖國」蘇聯仍在;香港的工業也開始撤離,但工人仍然構成了不少人的身份認同。而工人文學獎在這一年之後,停辦。二十六年。這距離,是否意味著我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,都沒法再去言說工人,或失卻了某種描述勞動的語言?

    「一個幽靈,共產主義的幽靈,在歐洲大陸徘徊……」似乎離開我們很遠的工人,同樣以某種「幽靈」的姿態徘徊:幾乎忘記,但其實揮之不去,同時命定回歸。最低工資立法引起的討論與迴響,各行業大大小小的工潮,都使香港社會必需面對勞動者所承受的剝削、躁動與不安。而文學,正正是被勞役、被壓逼者對這個時代作見證、反抗與省思的工具,同時也代表了我們透過書寫、閱讀,重新連結成共同體的嘗試 。

    是次專輯中,關於工人文學獎的活動報導及訪問各有一篇,一方面讓讀者可以跟貼工文獎一系列活動的進程,另一方面亦觸及到工人文學中,不少概念上的梳理與解讀。例如我們可以如何理解工人∕勞動者所涵蓋的範圍?坐在辦公室內的上班族算不算工人?怎樣的一種寫作模式,可以呈現出工人的視角?

    葉愛蓮小說〈玫瑰的名字〉,乍看之下似乎是一個辦公室女郎,與一般印象中的工人文學獎。然而它同時也是一個工作場所內,勞動者被視為沒有名字,純粹勞動力的小說。至於〈工人文學書介〉內七本的作品,當中既有較傳統的工人文學,也有這種擴闊我們對工人想像的書寫。而透過這張書單,我們可以觀察到最近十年,在新資本主義的體制下,勞動者所面對的環境,及兩岸三地的作家如何在作品中重新處理勞動 的題材。

    兩篇評論則分別從電影及社會文化的角度,補充對工人文學及勞動狀況的討論。蘇耀昌重溯出一個香港工人電影的簡單的系譜,從中審視香港工人的集體身分如何與時代狀況、整體政治經濟形勢相互糾結而形成。

    〈工作的回歸:我們時代的工藝精神〉一文,則是將工藝精神這種心理狀態,置放到不同勞動模式及當代犬儒文化的脈絡中,嘗試找出這種工作倫理的反抗意義。

    二十六年後。讓我們,每一位勞動者,學習重拾敘事的勞動,透過寫作連結,並行進。

    第27期《字花》,2010年9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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