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撰作報告文學的心得——訪問楊漪珊

    文:羅維日

    楊漪珊,報告文學作品包括《等候董建華發落》與《古老生意新專業——香港性工作者社會報告》,二書均先後被改編成電影,近年主要參與電影的編劇工作。

    寫作的動機

    起初楊漪珊做報告文學之目的比較純真,是希望透過他人的故事和自身的整理後,能夠打動讀者。可是她後來發現,愈是以打動讀者的意圖去寫,作品就愈是煽情和老土。所以假使今日再寫一次《等》,便不會抱有這種期望。

    她認為做報告文學的首個期望是滿足自己的好奇心,發掘自己有興趣的題材,那麼在寫作時,只要讓情節能夠打動自己便可,如此一來方可對作品質量有基本保證。

    可是在訪問、寫作之時,目的也可能不斷增加和改變,正如她在寫性工作者時,就把自己對性工作者看法的變化,一一都紀在《古》裡頭。

    如何訪問?

    關於訪問的困難,打從開始訪問楊漪珊起,就已難倒了我。當我問到這問題時,她就直接指出當下我的不是,就是不要在受訪者前明目張膽地錄音及抄筆記。之前我從不知這是個大忌,抄寫的動作與錄音的機器會使受訪者心裡築起防線,人不免就拘謹起來。所以只需告訴他們這是個訪問便可,不用明示有錄音等。

    她續指,一般短小精簡的新聞採訪要用上它們當然無可厚非,但是要寫作報告文學,訪問的形式往往更為深入,與受訪者需要建立起關係。人類學的田野考察 (Fieldwork) 一般便需半年的時間,以深入地認識該範疇、階級、社群等。

    此外,楊漪珊以遊戲來形容訪者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,一問一答的訪問形式其實是局限了受訪者,受訪者本身帶著角度跟顏色去陳述事情。甚或他們根本在表演,楊漪珊借訪問性工作者的經驗作例,他們很快會猜度訪問者想要什麼,那就給予一些身世悽零的答案。這種訪問價值並不高,所以要與受訪者建立好關係,也不妨像朋友般從其日常生活著手。

    如何書寫人物?

    好的報告文學:人物要立體要活、題材要選得有爭議、角度也要選得好。如寫一個婆婆,也不妨試試想像她年青時的外表,人物方能夠突出。始終報告文學仍有其文學性在內,亦應仔細分析受訪者的表情、小動作、語言的細節等等,揀選精煉後便為讓讀者加深對他們的認識。很多寫報告文學的錯誤在於人物寫得不好,令作品變得支離。這就考驗作者的功力。

    如何尋找書寫的角度?

    作者需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讀者消化,這便不免面對一個問題,怎樣去拿捏作者本身的身份,和容讓受訪者在報告文學裡成為主體?

    在寫一些社會議題的報告文學時,採訪者本身的事也需盡可能避談。但在楊漪珊寫《古》時,她沒採用這種訪式,因為《古》的其中一條主軸,就是作者自身對性工作之看法的改變。作者成為書裡的角色,而這個角色是具有功能的,並非只是單單的「我」。

    故此作者本來對於事件的觀點為何並非最重要,它可成為故事裡許多角度中的其中一個,但怎樣找一個好的角度去容納眾多觀點方是重點。再簡單的故事用了好的角度便會寫得好。可惜角度這回事無法傳授,這是人的本質,作者平常怎樣去看待人、事、社會等等會左右他所採用的角度。

    人類學的訓練除了讓楊漪珊學會怎去訪問外,也還有對世界的認識。如法國結構人類學家李維‧史陀 (Claude Levi Strauss) 的理論指出,人觀看事物時往往採用二元對立的方式,如男人和女人的特性壁壘分明,可事實上事物往往是難以清晰劃分。因此她在寫作時,往往挑選的題目都夾於灰色地帶,如以看待普通人的目光看待少年犯與性工作者,便是一種灰色的表述,未落入普通的善惡區分。

    由讀者出發的角度相對保險,這喚作「市場角度」。書寫時只用照顧讀者的階級、背景,以猜想他們想要怎樣的切入點。如寫工人的報告文學,便用工人的角度去寫。懂得此點以後,也可採用完全相反的切入點,來刺激預想的受眾,讓他們痛,讓他們切實地思考。

    文學的其中一項功能在於顛覆。知曉普通人對事物的看法,再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呈現,如此便夠吸引讀者。報告文學的顛覆便倚靠上述的靠角度,但也須注意所運用的文句不可太冗長、太悶,不然便會失敗。

    正如楊漪珊數年前和一位導演談劇本,那位導演很不滿她曾寫《等》,便向她罵個痛快。楊漪珊覺得,少年犯這項敏感的題材明顯刺痛了這位導演,証明她所採取的角度是成功的,因為有讀者去看,亦為此有所回應。畢竟文學的意義也存在於欣賞行為當中。

    楊漪珊回想起她開始計劃寫《古》時,也無方法和角度。當時的田野工作又遇到很大的困難,灑去大筆金錢後得到的還是零碎的材料。直至遇上男妓受訪者時,頓感到所有材料都終於完備,之前蒐集的故事和材料本來似是沒有價值,在那時也發現到它們的關聯,也就是找到了合適的角度去串聯了。然後要考慮的便是文本組織,也就是說故事的方法了。

    報告文學之後

    記得不久前出席邱禮濤導演的講座時,他不諱言說那時拍畢《等候董建華發落》以後,很怕會影響跟梁耀忠的關係。皆因在電影中難免要呈現出角色的多面,如一些私生活的描繪等。

    《等》裡的少年犯後來跟楊漪珊談起對書的感受,也覺得寫得很好,楊指出他們的話也夠客套。可是《古》裡的性工作者則不然,在書出版爾後,友誼關係便難以維繫,她們很多時在錢銀方面碰到困難,便來問她借錢,她不借幾次後便就斷掉聯絡。

    以前楊漪珊很少考慮到在寫畢報告文學後,與受訪者的關係應該怎去處理。到《古》出版十一年的今天,她已不太喜歡做報告文學了,所以投入編劇的行業,寫些虛構的人和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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